从表面上看，你也许会把漂泊文学归属于游记散文，但只要细读文字，就会发现这二者其实大相径庭。“在路上·漂泊笔记丛书”显然不是那种变换一下大王旗的哗众取宠的时髦之举。虽然我来不及读到丛书的全部文字，但只要读一本刘湘晨的《太阳之下》，就能凿凿地得出以上的结论。
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嗜好便是游山玩水，于是便有了游记诗文，但漂泊者的走向山水，却与文人的走向山水不一样。文人的游山玩水是把山水当作寄托情怀的对象，所谓的“寄情于山水”。而漂泊者决意要到山野漂泊时，其内心是绝无所寄托的。如果说，文人们走向的是一个蕴含文化的山水，那么，漂泊者走向的则是一个裸露的真正自然的山水。所以，我将漂泊的实质概括为弃却文明的重负。这就像刘湘晨笔下所描述的帕米尔高原群山：“每一座都还是它原初的状态，山体撑裂，突悍，见不到任何稍微和缓一些的曲线，如同从未经男人爱抚的女人”。我读刘湘晨的《太阳之下》，竟有相似的感受：他的文字没有那种经过打磨后的非常圆润非常丰厚的曲线之美，未经“文化”的爱抚，却更坦露着一位女人天生的真诚和开朗，“她”或许更值得一位读者去认真地爱恋。
说到漂泊，也不要将其等同于隐逸。古代文人的隐逸，虽然以远离世俗的姿态出现，自称为遁入山林，但那不过是身入而心不入的。即使也有几位隐者真正做到了对世俗心如死灰，他们的“出世”也必然含着一个对“入世”绝望的情绪方能存在。漂泊者完全是另外一种姿态，他们的漂泊于山野并不是受某种文化情怀的趋使，他们弃却了文明的重负，腾出曾被文化挤占满了的思想空间，去接纳大自然的神秘。因此，漂泊者的文字变得更加纯粹，不会把一些貌似很深刻很有哲理的主观情绪强加给我们，不会把一些外在的文化内容投射到无辜的大自然上，不会用矫情或虚假的面具或无病呻吟的感伤去骚扰读者。《太阳之下》中的一个细节也许是很形象地印证了我的这一感受。作者在记述了前往乔戈里途中是如何在野地里睡觉后，顺便写道：“人与地面的接近很重要，一下能抖落与真性、与率直相去的一切虚饰———惟在一片大野地里才得以振奋，一个‘野’字有多少让人骚动难宁的生命蕴含！人到了‘床’上之后大为不同了，更多矫饰，更多了生命感悟以外的东西，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文明的轨迹由此开始伸向一个愈益远离人本的方向，以致到了今天也需要不断呼唤复归。”
漂泊者的文字也许包含着多种价值，比如地理学的、民俗学的、文化人类学的，等等。但我们不应忽略它对文学的冲击力。就以刘湘晨的《太阳之下》来说吧，作者在结尾一篇写到历经数月走出沙地时就有了这样的感受：“我很吃惊，第一次感受到人与完全非人化东西竟会有如此深刻的沟通！”——非人化东西，这是多精彩的概括！他深入到塔克拉玛干又走出塔克拉玛干后得出的结论是：“塔克拉玛干永远都是能够轻易超越人的理解力和一切企望的存在”。他的这种感受和结论其实贯穿在这本书的始终。当我们的阅读口味被大量游记散文中泛滥成灾的文化调料搅得麻木了时，品尝到《太阳之下》这样的漂泊文字，就会有一种清新的喜悦。
